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国民党南京政府，推行不抵抗政策，遂将我大好河山沦入日本帝国主义之手。我东北人民，在日寇的铁蹄下，受尽蹂躏与苦难。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杨靖宇、邓铁梅、苗可秀等，先后在安东（今东港）地区燃起抗日烽火；广大爱国知识分子，不甘心当亡国奴，以各种形式，向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宣传。日本帝国主义，为了维护其法西斯反动统治，采取高压手段，一方面向我抗日武装力量进行残酷扫荡，一方面大肆逮捕爱国知识分子，进行血腥镇压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“安东教育事件”大惨案。

　　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波及的地区　“安东教育事件”发生在1936年冬延续1937年春天，日寇以“肃清东边道救国会”为借口，以安东宪兵队为首，从1936年11月12日（阴历九月二十九日）开始，到翌年1月7日（阴历十一月二十五日）在安东、凤城、岫岩、宽甸、庄河、桓仁、通化、临江、长白等县，大肆搜捕省、县教育厅（局）长、会长、中、小学校长、教务主任等及部分商界、财界人士达300余人。当时，安东属省城，被捕者又绝大多数服务于教育界，故人们均惯称之为“安东教育事件”。

　　事件的起因　“安东教育事件”的起因是日寇为了强化其反动统治，对具有爱国反满抗日思想的教育界、知识界的一次血腥大镇压。其借口是“肃清东边道救国会”。

　　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流亡在北平（今北京）的东北爱国志士高崇民、阎宝航、杜重远、车向忱、卢广绩等，成立了“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”（简称救国会），并把这个组织逐渐扩展到东北各地。据说，原安东林科中学校长李献廷接受北平救国会的批示，1932年返回安东活动。他与当时安东省教育会会长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陈述了心情，秦积极赞成，并通过工商界以日本函馆地震救灾的名义，为救国会募集资金。1935年12月20日，安东省教育厅举行中学教员鉴定会。在林科中学，秦有德秘密劝导各界以教育界为中心组织分会。除抚松县外，安东省境内先后都组织了分会。

　　1936年，救国会事机不密，被汉奸出卖。桓仁有个盖洪洲，他哥哥叫盖维新，曾在张学良的兵工厂工作，乡里有什么难办的事，常常求托于盖洪洲，地方上一些豪绅也很器重他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张学良退入关内，盖洪洲的身价亦日趋衰落，常受一些绅士的冷遇，盖因而不满。当他得知该县绅士金巨庭和救国会经济上有联系后，就写黑信告密，把信交给宪兵翻译，要他转给宪兵队长砂本。翻译看了信后，没把信直接交给砂本，却先给金巨庭看了，想借此勒索。但金看出翻译的意图，怕他以此为把柄继续要挟，就拒不承认。翻译变了脸，把信交给了砂本，金巨庭等人便被宪兵队捕押起来。经过严刑逼供，金招认了。日寇宪兵队便在桓仁搜捕了100多人。其中有个叫李大华，曾任安东县教育局视学，李在严刑下又供出同安东县教育局有联系的人，于是，事件波及到安东。

　　疯狂的搜捕　1936年11月12日（阴历九月二十九日）夜间，安东县日本宪兵队突然把县教育局长邓士仁的住宅围住，凶神恶煞似地闯入室内，枪口直逼邓的胸口，大肆翻箱倒柜，片纸只字也不肯放过。从凌晨3点多钟搜到近6点钟，一无所获，便把邓绑走了。同时被捕的还有安东县教育会长、金汤小学校长张镇藩；安东县教育会副会长、新安街小学校长于学礼，安东县第四小学校长单荣道等，搜捕时，还把他们的书籍，连同办公桌抽屉全部拿回宪兵队，带不走的大卷柜贴上封条。当晚，要捕的还有安东省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。秦家住的是一座二进院，半夜凌晨1时许，秦家电铃响了，秦与妻子一同去开门。秦妻问：“谁？”外边答的口音不明。当秦妻开门时秦便乘机藏在大门后边，敌人直奔里院，秦暂逃脱，藏于东坎子一位姓姜的家里（后经友人孔昭懿又转到英国楼地下室。不久，秦被汉奸秦有君密报宪兵队，后被捕入狱）。敌人没有抓到秦有德，便把秦妻和儿子一起抓去，并搜查了秦在林校的办公室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到处一片白色恐怖，宪兵队、警察署的小汽车横冲直撞，有时敌人将小汽车开到学校院内，指名逮捕；有时趁下班被带走；有的在路上被截走，并警告家人和同仁不得声张。第一批被日寇逮捕的有满商小学校长马仁田，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，省林科中学教务主任李庆善，训育主任侯泽麟，安东省教育厅长孙文敷，安东总商会长孙朗轩，图书馆长宋子云，讲演所长孙德润，教育局学务股长刘国安等42人。11月15日，日本宪兵队检查了商立小学的书籍，下午逮捕了该校校长刘景芳，接着就又开始第二次逮捕。11月16日下午，两个日本宪兵和一个翻译坐着小汽车到安东县第二小学，问校长迟学禹：“你是校长吗？”迟说“凑数”。翻译说：“宪兵队请你去有点事”，就把迟抓走了。当车到了安东省警察厅，就把迟押到一个地下室。日寇宪兵冈田拍了拍迟的肩膀，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假惺惺地说：“你的朋友大大的。”迟一看，有各学校的校长，教育局的事务员等30多人。12月3日又继续逮捕了金汤小学教员陈仁轩，朝阳小学教员张仁凤，林科中学教员佟进阶。不久，又逮捕了中央银行安东支行行长淳于喜亮多人。

　　同时，日寇在各县也大肆搜捕。12月14日夜间，岫岩守备队长藤井率部倾巢而出，逮捕了男、女中学校长关英华、赵书纬，教务主任曹甫赢，训育主任谢忠厚，教员孔昭伦，寇绍准及教育局长江敦友，教育会长关桂生，内务局长夏渔生，农务会长于瑞庭，商务会长王凤武，财务局长李乃臣等多人。

　　日寇在宽甸逮捕的有：宽甸县教育会长、县师中学校长丛树春，职业中学校长吴凤震，县女中校长邹绍南，县财务局长栾继先，县内务局长杨春华，商务会长李铭三，万字会长王冠五，农务会长吕武臣，商务会副会长徐静波、马如九，中央银行宽甸支行行长李世赢，县城街长唐荫阶。职业中学教师李季等人。

　　凤城县被捕的有：教育局长何泮林，中学校长李云霖，女中教务主任袁中怡，第一小学校长关子荣，职业中学校长左秀海，第三小学校长姜振昌，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，第五小学校长李绍岩，第三小学教务主任赵际清，商务会长白宝山等。

　　据不完全统计，被日寇逮捕的安东97人，宽甸21人，凤城19人，岫岩14人，桓仁115人，通化26人，庄河14人，辑安3人，临江、长白各1人，合计311人。

　　严刑逼供与英勇斗争　日寇以“思想犯”、“国事犯”罪名逮捕的这批人，都由宪兵队“突击”提审和严刑逼供。11月17日下午提审刘景芳，问他做过什么事，刘说：“教书，没做过别的事”。这时，敌人就吩咐打手把刘的头、手、脚绑在一个长凳上，用水壶往他鼻子里灌凉水；刘不招认，被打得死去活来。18日上午，又继续对刘施刑，把刘的两手背到身后绑紧吊起来烤打，刘仍不开口。敌人又用一根杠子压在刘的小腿上，开始．上去两个人压，后增加到4人、6人、8人。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刘痛的昏厥过去。苏醒后，腿断了。在提审迟学禹时，迟不讲，7个日本宪兵就把他吊起来，用铁棍、竹板从上身打到下身，边打边吼：“你的说话”，直打得迟不能动了，才放下来踢到墙角里，再审问另一人。豺狼成性的日寇，审讯时用尽了各种酷刑，灌凉水、压杠子、用竹尖刺指甲，用烧红的炉钩子烫全身。有的还把人打得血肉模糊后扔到狼狗圈里喂狼狗，真是惨无人道，灭绝人性。

　　在严刑逼供下，许多人表现出“身受囹圄苦，救国志不移”的伟大爱国主义的英勇气概。安东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褚永康被捕后，用手指在毯子上划“不知道”给难友们看，积极准备与敌人斗争。11月14日审讯邓士仁时，邓宁死不讲，日本宪兵就用地板刷子把邓的头捺到水锅里灌凉水，活活地把邓灌死了。曹甫赢被捕后，借孩子送饭之机，悄声让孩子转告家属：“一要立志，二要放心”。当曹被拉回原教室让曹上课，敌人拍照取证时，曹还向学生发出“不当亡国奴”的庄严号召。曹被日本鬼子昼夜审讯，打得遍体鳞伤，终未变节。于瑞庭被审讯时，不但不供认，并怒骂敌人“口唱王道，实是霸道，”被敌人活活打死。关英华在敌人严刑烤打下，义愤填胸，他乘敌人不备，抓过案上的刀，直向敌人砍去，当场壮烈成仁¨¨¨。

　　面对英雄的中华儿女，敌人残暴的手段失灵后，又换了新的花招，妄图软化蒙难者，这一手又被大家识破了。王奉璋被日寇连灌4次凉水，没有问出个子午卯酉时，有个翻译便凑到王跟前说：“救国会，日本人也知道不一定有，但这是日本的国策，你若老不承认，把你打个腿断胳膊折，出去是个残废，你不如轻溜溜地承认点，打上几年徒刑出去，还能做点什么”，但王奉璋心里有数，不管敌人怎样花言巧语，始终没有上当。敌人第5欠审讯林贵家时，日寇没露面，让两个翻译把林领到街上一家旅店客房里，桌上摆有香烟、苹果、茶水。林一进去，敌人就以宾客相待，说什么这些日子让林受罪了，并说：“我们看你是个好人，想设法把你救出去。”林问：“你们能用什么法子把我救出去？”翻译说：“你就把救国会里都是谁，你们募捐了多少钱，在哪儿存的，你告诉我们，今晚就放你回家，照常当你的女师校长。”林说：“生死我都不考虑，任凭你们处置。”两个家伙一看达不到目的，又把林押回去。

　　惨无人道的日寇，为了逼出口供，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能干出来。日寇给秦有德的儿子灌辣椒面时，让90多岁的祖母在一旁看着；还每天毒打秦的8岁女儿，问东问西。8岁的孩子，她能知道什么呢？孩子被打得直哭叫，险些双目失明。90高龄的秦母，在敌人的酷刑下，身心受尽了折磨，坚贞不屈。王贡生受刑时，其不懂事的孩子王明鼎不忍看着其父亲备受摧残，便劝其父招认算了，其父厉声说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，死而何惧？”大义凛然，忠贞不屈，被日寇活活打死。

　　在日寇的严刑逼供下，也有人在敌人写好的供词上划了押，承认拿过教育捐，但不知那是给救国会的。安东总商会的会长孙朗轩在敌人严刑逼供下说：“各商号捐的款都是我转给救国会的，下边他们并不知道此事。”他一个人承担。

　　奉天陆军军法处的无理宣判　1936年年末的一个阴沉沉的午夜，街上行人绝迹。冰天雪地，全市电灯骤然全部熄灭，日寇宪警，如临大敌，荷枪实弹，晃着刺刀，把安东52名蒙难者，两人绑在一起，押到火车站。蒙上头，装上开往奉天（今沈阳）的闷罐车，到了奉天北站，又被押上汽车，解往奉天陆军监狱。

　　到了奉天监狱，全给带上脚镣，一个屋里关押3到5人。开始，什么也没问，一天两顿饭。早晨高粮米稀饭，晚上高粮米干饭，半碗菜汤。

　　六七天后，陆军军法处开庭审理。一个日本鬼子，一个翻译，一个一个的提审，主要问参加什么组织，有多少人。有一次，日寇法官在提审宋安东时问道：“你何时加入救国会的？”宋答：“没参加。”法官问：“那你为什么在安东宪兵队承认参加了，还划了押。”宋说：“回法官话，在严刑下不得不承认。就是法官你在严刑下也得承认。”呛得法官什么也说不上来，只得把宋安东押回狱中。在提审迟学禹时，法官问：“救国会谁是头。”迟答：“没参加救国会，不知谁是头。”法官问：“在安东宪兵队怎么说参加了呢？”迟说“那是打的实在受不了，说的假话。”法官无奈也只得叫迟下去。

　　尽管日寇什么事也没有问出来。但是，他还是按照他们的既定国策干下去。

　　农历12月26日吃晚饭的时候，一看守宣布说：“明天要宣判安东县的了。”单荣道听后，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的，就对看守说：“请您行个方便，给我一点纸，写个信，叫家中来人收尸”。看守给了他十多张纸，他写了信。李勤业也写了家信，给看守一些钱，叫看守把信邮走了。

　　第二天上午，陆军监狱的院子里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。军法处一个科长到囚房外大喊：“大家把行理整理好”。不一会儿，叫万寿紫、林云庭、王奉璋等19人出监，押到法庭。法庭是一个大屋子，台上有20多个日本军官，只有一个中国人。军法处长宣布万寿紫等19人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予以缓刑，当场释放。万等被摘下镣铐，领出法庭，站在监狱院内，接着喊刘景芳、钟树瑞等14人，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3年零4个月。第三批是迟学禹、于学礼、侯泽麟、荆百斛等19人，宣布判处15年徒刑。最后一批，军警用枪口对着蒙难者，押到法庭，宣布孙文敷、秦有德、张镇藩等11人为极刑。宣判后，由法警一个个架着难友推上刑车。孙朗轩大骂日本鬼子：“你们末日到啦！”临刑时孙文敷态度镇静，高呼：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从容就义。

　　农历12月28日，秦有德英勇就义的第二天早晨，一封无名者的电报发给秦家，内称：“秦有德已死”（至今秦家也不知电报是谁发来的）。上午9点多钟，虎口余生的王奉璋返安到秦家说，秦已于27日午后在沈阳浑河岸叫鬼子给杀害了。接着，安东日本宪兵队交给县公署死者名单一份，叫转告各家去奉天领尸，并告诉不准家人哭泣。蒙难者家属闻之，个个泣不成声。他们赶到沈阳大西关姜公祠一看，亲人已面容皆非，血迹模糊，被装在几块烂木板钉的棺材里，上面写着死者姓名。家属欲哭不准，只有含恨啜泣。家属在索取衣物时，件件都是血迹斑斑，不忍一一过目。但是，中华民族是不能被征服的，广大民众是站在死难者一边的。有的过往行人，见死者家属悲痛欲绝，怕日寇再加害于亲属，便把他们扶到僻静之处，劝其早归，免得再出是非。当死难者的棺木过往时，行人无不唉声叹息，对死难者家属投来同情的眼光。特别是秦有德的棺木在运往火车站时，路经大西门和南市场时，遇到两次摆路祭的，使家属深受安慰和激励。但时至今日，家属亦不知摆路祭的是谁。

　　抚顺监狱里的非人折磨　在奉天军法处非法宣判的10到20年徒刑的，很快被转到抚顺监狱，约有80多人。安东县的21人。日寇唯恐这些人再图谋不轨，便都给带上四五斤以至八九斤的脚镣，而且不分昼夜地让带在身上。安东县的21人，开始关在一个大屋子里，白天都整天坐在木板上，不准歪头斜脑，更不准讲话和看书报。不仅大小便需要报告，就是咳嗽、吐痰，晚间睡觉翻身，也得报告。有时，有人出口粗气，看守便吼道：“你心里想什么，要跑吗？”穷凶恶极，如狼似虎。监内伙食，十分粗劣。一日三餐，全是带霉味的高粮米稀饭，白菜萝卜，不洗干净就下了锅，既不卫生，又吃不饱。1937年春天，监狱里发生了热病，仅“安东教育事件”一案里的难友就死了15人。有的还没有断气，敌人就用被子给捂住，促其死亡，然后把值钱的衣物抢去。监狱里的看守，常常勒索受难者，让其向家中要钱给他们使用。有的人家中无钱，无奈就将衣物给看守，以求看管的松一些。

　　在狱中，蒙难者亦不屈从敌人的淫威。饭食不堪入口，难友们就联合起来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，允许家属给送薄子（即送吃的），经过斗争，当局不得不答应，这对一些人得以活着出狱，不能不算是个原因之一。平时，难友们互相体贴，互相照顾。一年之后，让受难者到工厂里干活，但脚镣仍然不分昼夜带在腿上，有的腿磨破皮，腿肿了，肉里出现紫斑，难友们就向家里要些药物和食品，帮助度过难关。安东县教育局事务员刘长德腿肿了，迟学禹就给他搓治，刘景芳就背着他上下工。难友们互爱互助，坚持活下去，要亲眼看看日寇的末日。

　　一切反动派都是贯用大棒加胡萝卜的反革命两手的，日寇也不例外。一方面对具有爱国思想的志士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，一方面又虚伪的搞“减刑”。第一次是伪满傀儡访日，减余刑四分之一，以后庆祝日本纪元2600年，日军轰炸美国珍珠港成功等又减了三次，各减余刑的四分之一。这样，大多数是1943年前后出狱的。有的出狱时已气息奄奄，如凤城第四小学校长马庆贵出狱后即死亡。有的精神失常，有的剃发为僧，光复后才还俗。进抚顺监狱时80多人，活着出来的只有三四十人了。

　　光复后的胜利控诉　1945年抗日胜利后，安东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府。为怀念这一事件的受害者，中共安东省委曾在友谊电影院召开千人大会。会上死难者家属及蒙难幸存者，进行了血泪控诉，当场处决了罪恶累累的伪安东省视学官小林博和前田好久等3名罪犯，为人民和死难者报了仇，雪了恨，并对秦有德等家属，发放了抚恤金。1946年在鸭绿江造纸厂又召开了类似大会。1948年安东第二次解放后，市公安局处决了27名反革命罪犯，汉奸秦有君等受到了应有的镇压。

　　“安东教育事件”的殉难者的血没有白流，人民将永远怀念抗日救国的英烈们！